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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造不出好机器?

来源: | 作者: | 发布时间: 2012-08-16 | 649 次浏览 | 分享到:

《装备制造》2011 年9 月

潇然

前不久我应邀去浙江大学参加由浙大管理学院吴晓波常务副院长和制慧网CEO 方谊勇先生创办的“中外制造业管理交流互助中心”的揭牌仪式。在会上,认识了和我同为演讲嘉宾的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毛磊先生。他在会上讲到这些年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了,可是很多都是给外国人代工的低级业务,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国外的差距在一些方面反而越来越大了。比如,我们虽然有大规模的给外国品牌代工的数码相机产业,但是却没有自己的数码相机。比起几十年前,我们还有自己独立而且不错的照相机、镜片和电子显微镜技术,现在却都不行了。毛总的企业里有两台七十多年前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作为二次大战的战胜国到日本接收赔偿带回来的两台德国造的车床,一直使用至今,精度稳定性始终保持不变,让所有人啧啧称奇。毛总表示他的一个愿望就是等他退休时,要把其中的一台机器买下来,作为永久的收藏。

多少年来,我已经不只一次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了。我们还不断听说中国做不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空、军舰和坦克发动机、液压元器件和电子系统,连最新的京沪高铁也多次因为大风大雨和雷击而停驶。以前困惑不解,在中国和西方制造企业工作和往返了二十多年后,才慢慢比较清楚了。

一、民族文化意识和历史决定制造企业的文化意识和历史

1. 中国传统轻视技术和制造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在中国古代的十种工作中,与制造业有关的工、匠、儒都地位很低。看看我们的史书和各地的古坟,哪里有什么科学家的影子?如果只是轻视“技”和“器”还好了,有时候还有这种政策:“造奇器奇技以疑众,杀!”除了科技在古代中国社会地位的卑下,中国古代科技自身的运行方式也有中国自身的特点。就如英国人李约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的科技方法是经验式、试验式的,没有升华到抽象和理论的水平,自然无法深入下去。比如越王勾践的剑,在两千多年后被发现时还完好如初,上面的纹理和内部的球化结构令现代专家震惊。可是,即使欧冶子不是被杀死的,我也怀疑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总结提升他的铸剑实践,成为相应的冶金锻造理论的。

2. 自以为是的固执心态和集体无意识让中国失去近代发展机遇

在十六、十七世纪西方科技发展、资本主义扩张、文明体系整合的时候,天朝的农业文明发展到了极致。在拿破仑在欧洲革命和征战的时候,乾隆皇帝在写诗做赋、完善花鸟绘画和中国瓷器。如果说那时中国文明失去了主动掌控文明发展的机遇是骄傲自满的话,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却还是没有把中国唤醒。请了解这个事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不久,日本这个东方古国也遭受到了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冲击。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摔舰队叩关日本,逼迫日本开国。面对同样的帝国主义欺侮,日本民族表现出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日本人被迫接受了美国人的不平等要求,另一方面,日本出现了对一个打败了自己中国老师的西方文明的彻底的学习运动。日本近代文明兴起的一位重要人物吉田松阴,带着弟子乘小艇偷偷爬上美国军舰,要求去美国看一看,学习一下,为什么美国如此强大。虽然他没有如愿,但是就如梁启超所说的,他以自己的失败奠定了明治维新的根据。他的学生,包括鼎鼎大名的伊藤博文,成为了日本维新成功的中流砥柱。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68 年,日本颁布了“天皇五政”要求国家从上到下进行改革。

就在明治天皇把身边的女官换成年轻士官出巡勤政时,比明治年长4岁的同治皇帝却整天微服到崇文门外寻花问柳;1886 年,颐和园开始兴建;1889 年,戊戌变法失败;1894年颐和园建成;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再后来,袁世凯盗窃辛亥革命的成果;内战;文化大革命;都阻碍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妥协与不得不做的结果就是“洋务运动”。它不涉及太多的体制变革,保持了“中学为体”,而在形式上、方法上和产品上“洋为中用”。因为我们不像吉田松阴那样冒险想搞明白西方工业和军事发达后边的原因和体系,而只在乎西方人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利害的“器”,我们当然也就不会复制西方产生先进技术的土壤。得其形易,得其实难啊。

3. 不尊重个性、不鼓励创新雪上加霜

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个特点是压抑个性,不许标新立异。与此相反的西方文明鼓励个性彰显,自由发展。思想统一有利于建设万里长城和大规模生产的任何东西;个性发展有利于在生产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人潜心研究,在每一种规模的事业上都有人干出成就。与此同时,我们的传统也不尊重私有财产,当然不在意知识产权了。当我们在大学里学习数理化和工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无数以西方人名命名的原理、公式和定律。如果我们生活在西方社会,我们会感到商标、版权、专利、权利金、著作权、肖像权等形形色色的知识产权非常普遍而且神圣不可侵犯。对应这些权利的侵犯,会导致法律体系的禁止和惩罚;对这些知识产权的交易,常常会涉及大笔的金钱交易。所以,在法律保护的背后,知识产权的实质是创新知识财富的私有。而对知识的创造过程,也就是对财富的创造过程。因此,财富创造,应该是创新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对知识财富不保护,创新的驱动力当然就没有了。没有人放心、安心地发明创造,需要大量长期技术积累和创新的好的机器和好系统怎么会有呢?

二、中国制造业和西方制造业关注点不同

我在西方制造企业和中国制造企业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我的发现之一就是中国的企业重视产品本身,而不重视造成一个产品出现、如何造好它的背后的人文背景。这也造成了一个特别的中西制造业差异:我发现在中国企业里,产品工程师、设计师的地位常常都高于工艺工程师。而在美国,包含工艺工程师的制造工程师和产品工程师至少有相等的地位-如果不是更高的话。搞制造的地位不高,怎么吸引最聪明的人更长期钻研下去?

我们看到当代围绕着制造的各种理论都来自西方国家,比如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营销理论、品牌战略、平衡记分卡、工业工程理论、系统工程理论、精益生产方法、流程再造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供应链理论、公司文化、办公室效率等等。这些企业管理理论指导着西方制造企业不断地创新和完善他们的制造体系,做出更高水准的产品,可以卖出更好的价格,使体系更有效地应对了人工、资源、环境成本的提高和竞争的加剧。

根据以上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原因的分,中国制造更多关注所制造的产品本身这种现象不难理解。文明、文化和体制的事是碰不得的。可是面对打败中国军队的枪炮器械和一切现代工业产品,我们的洋务运动能做什么呢?当然就是“就事论事”地仿造产品本身吧!“功夫在诗外”。制造也是一样的。既不研究创造好产品背后的文化原因,也不研究制造好产品的后边的系统方法,怎么能制造出经得起考验的好产品呢?

三、保证普遍高水平制造的利基企业- 中国和西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美国公司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我有一半时间是为美国的“利基(niche)”型企业工作的。提起利基型企业,大部分中国人还不太熟悉。利基型企业是相对于规模型企业而言的。其特点是规模小、技术独特、利润高、竞争不激烈。原因是大型的竞争对手或投资者不会有太大兴趣进入竞争,而小的对手,没有足够多的技术能力的积累,无法竞争。比如当年为波音777 的超大型引擎做保险钢箍的一家美国公司,只有不到一千万美元的年销售额。

在全世界,规模企业的先驱当属亨利·福特的T型汽车生产。用松下幸之助的话说,用大规模制造的方法降低成本,让产品做得可以“像自来水”一样提供给客户。请留意,自来水哲学其实是福特规模制造的一种形象比喻。松下幸之助比福特年轻31 岁,他们都是“福特时代”的人。而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制造的企业家们,比松下幸之助又年轻了几十岁,但思想大部分也还停留在福特时代。这是发展阶段差异所致。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在二十世纪的初期,美国有几十家汽车工厂。但是当大家都来搞规模生产时,不可能人人都能像前三名那样赚钱。于是大部分企业关门倒闭。后来,美国只剩下了三大汽车巨头。我接触过的美国的铸造业、空调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中国今天和几十年前的美国不是一样的吗?大批规模制造企业在中国经济从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转型中获得了成功。可是今天,每一个行业都有几百家、几千家制造企业在做相似的事情。均质化只能导致价格战,价格战使企业无力研发好产品,甚至要偷工减料、添假欺骗,导致行业整体质量水平和诚信水平下降,最终大批企业倒闭。历史一定会重复,因为人们不听。希望明智的企业家了解一下西方企业如何渡过这个难关,明智地对自己的企业审时度势,像英特尔的老板Andrew Grove那样,早在企业面临危险之前很久就明察秋毫、见微知著地进行主动的战略调整,让企业成为长久的领潮企业。

那么,西方规模企业分散后怎样转型的呢?答案之一就是基于市场细分、产品差异化、规模多样化的利基企业。与其让1000 家企业做包含1000个零部件的电动自行车,然后恶性竞争,不如让1000 个企业各自只专注一个零件,把它做的全中国最好。当然,这是差异化利基商业模式的一个极端的比喻。因为发展阶段的错位,十年前,我在中国领导的一个美国公司寻找有能力制造200吨推力以上的大吨位液压油缸的生产厂家。说起来,这个东西不是高科技产品,在国外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整个产品不过十几个零件。关键部分就是两个圆圆的缸体和柱塞。一个中国产的对应产品是按吨卖的,比钢材价格贵不了多少。不过,在中国,没有不漏油的油缸。而美国公司的要求就是不漏油的油缸。因为1000 吨油缸顶着的可能是炼钢厂的大型转炉,可能是一个桥梁构建,漏了油,塌下来,就是不得了的事故。所以,客户愿意付大价钱买好东西。于是,我这个美国公司的1000 吨定价就是十万元,比国内产品贵10 倍,也有人买!当然一年卖不了几个。

一年卖不了几个,对应中国制造,就是问题。在我负责欧美公司战略采购的那些年里,所有中国供应商问我的第一句话都无一例外的是:“有量吗?”所有200 吨以上的油缸一年用量只有不到一千个,哪怕利润高,也没有人感兴趣。我不得不去找我们在荷兰的那个供应商。这家机加工企业有大概十来个员工,每年生产2500 个大油缸的主要零件,用的设备都是数控的,人员、产品和技术都高度精炼。我请荷兰老板到上海开一家相似的机加工厂:“我帮您实现国际化”,我自以为是地说道。他摇摇头,指着自己坐落在蓝天白云之下、绿色无边的荷兰小镇旁边的可爱的小洋房,漂亮的敞篷美洲豹汽车和在旁边整理花园的年轻妻子,对我说:“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不想把企业做大。”那时,我才忽然明白,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家都想“做大做强”的。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在经过了规模制造血雨腥风的“红海”混战多年之后,绝大多数人都转向了专业、小规模的利基企业。虽然不大,但生意稳定,利润丰厚,生活安逸。因为小企业比大企业合起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西方政府都有相应的小企业鼓励政策,贷款也没有我们这么难。

我想通了为什么西方人每天比我们中国人工作时间短得多,劳动条件好得多,员工和老板的收入和生活却比我们好得多的原因。他们经历过资本主义初期追求规模化的过程,了解规模那种“红海”竞争的辛苦和沉重,发现追求高回报的精益化企业3才又盈利、又舒服。但是他们用文化、自觉意识、法律和价值观维护创新、维护企业与个人的差异化发展,用创新和差异化维护品牌,用品牌维护长期稳定的高利润,用高利润维护企业人员和工作的稳定性,用人员、工作的稳定性和创新精神维护产品进一步的创新与完善,再继续以多样化、差异化利基的企业盈利维护发展,良性循环。所以,我看到西方企业中很多人都会在一个岗位上做十几年、几十年。稳定的员工队伍,长期而踏实的钻研,企业持续的投入,正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长期牢牢掌握着航空发动机、螺杆式空调压缩机和真空泵、高质量液压元器件等高端高价值的基础技术的原因。

不过,每当我把我从美国企业学到的这种经营模式推荐给国内企业家时,回应我的差不多也是一样的:“这种东西做不大的。”其实呢,企业家们在为自己的模式辩护,拒绝了解别人不同的东西。别忘了,自由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提供给人们无限的多样化需求。怎么会做不大呢?Danahe(丹纳赫)就是这样的公司,经过常年高速增长,年销售额140 亿美元,由遍布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一大堆中小型的利基企业组成,有涉及从运动控制、液压件、产品识别、手动工具到环境测试等的好几十个品牌等。这种企业满足了投资者既要利基企业的差异化、高利润和安全稳定,又要大公司叱咤风云的感觉的需求。

四、急功近利会让我们越落越远,制造业渴望有远见、有民族责任感的企业家长期耐心

地投资基础技术

差异化、转型、利基企业,一切都需要创新。可是,创新耗时费钱,成果又得不到保护,成了只有傻子才做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能源、材料和人力的消耗越来越大、环境越来越糟糕、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是不是到了该真诚反思和改变的时候了呢?这就像我们的交通,谁守规则谁走得慢,大家都不守规则时谁都慢。

我在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位老板,现在的新华人寿的董事长康典先生最近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批评当下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时说:“现在大家想的不是厚积薄发,而是薄积厚发,不积也发,你积我发!”看到这些年房地产的不正常发展和制造业沉重的税费压力、能源压力、成本压力,,制造业的不少企业家的信心和耐心都在动摇,他们庆幸自已当初用钱买了一大块地、建了好大一个大厂房。这样的情况下,制造业怎么能全神贯注于制造世界最好的设备呢?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要求中国一定要在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搞完全的原始的科技创新。我们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像当年日本、台湾和韩国一样搞跟随式的科技创新。但是这种将西方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原始创新根据我国国情,经过消化吸收而产生的跟随式创新与不动脑子、不讲道德的抄袭完全不同。它让我们掌握自主与核心的科技,而且鼓励了我们的创新精神。

让我们在期待国家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出更多对制造业利好政策的同时,呼吁更多有实力、有远见、有民族责任感、有崇高事业抱负的企业家长期耐心地投资基础技术。中国一定要造出可以和任何西方国家媲美的高性能、高品质的产品。在聪明保护自己的创造与投入的前提下,让我们坚信,有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必然能让我们的技术走向世界前沿,也最终会给企业和投资带来利润丰厚的回报。

作者潇然简介:

• 美籍华人、博士、北京大学工业工程系与精益生产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东

华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 上海市政府杰出外籍专家“白玉兰奖”获得者

• 潇然博士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曾在美国和中国的爱默生电器、特灵空调、实用动

力、泰悉尔等世界著名企业长期担任高管职务,此前还曾在国务院直属的投资公司

做过项目经理。他擅长公司治理及资本运作,拥有大量企业创建、重组、兼并、精

益企业再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成功经历。创造性地提出了“高回报精益企业”

的理论并在企业运营管理中得到成功的实践,多次用很短的时间使小企业或混乱的

企业变大变强。

• 潇然在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的同时,还陆续学习了近三十项专业技能、5 次进入美国

和中国的管理学院读研或进修、发表过约三十篇学术论文、拥有中外专利和奖项十

几个。将各种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之后,取得了很多如顶升平移上海音乐厅、奥运

鸟巢卸载、日产3000台压缩机生产线改造等世界级工程技术成就。